第二八三章 医院、防疫、显微镜（1/2）
中国明对于世界的贡献，可不仅仅是一些官制度、四大发明之类的。浩瀚璀璨的中国历史，留下的宝贵遗产，并不比欧洲的工业革命逊色。哪怕是欧洲的工业革命，若是缺了中国明成果的贡献，也不可能成功。
比如，肖图白就发现，医院并非自己独创，中国汉朝时，就已经出现了医院制度。西汉年间，黄河一带瘟疫流行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，配备医生、药物、免费给百姓治病，这是最早的官府开设的医院。
宋朝时，有官府运营的“安济坊”医院制度，民营的“养济院”、“寿安院”，和慈善机构“慈幼局”。
明朝初年，也有类似的官营医疗机构，但是由于是慈善性质，随着国库无法支撑这种行为，明朝中期已经名存实亡。
肖图白主持下，医院制度自负盈亏，劫富济贫！简单说，就是对富人征收更贵的医疗服务，对穷人提供免费和廉价的医疗服务。
免费和收费的服务，区别仅仅在于医生的资历、水平上。有名的神医，自是高收费。但是，普通的医生，费用是比较低廉的。
相对于而言，特区医院中，最普通的医生，也是经过正规的医教育，属于比较靠谱的。比之大明常见的乡下赤脚医生，平均水平要高几个档次。因为，大明乡村活跃的一些赤脚医生，大多数并不精通医术。仅是记住少数一些药方，照猫画虎，碰运气的开药方。
特区的医院，此时已经拥有6座，注册的医生有1400多人。此外，还有护理、徒等等相关的人员5000多人。
天津的医院打破成规，不以门户之见，除了继承和发展本国的中医之外，也强调翻译、研究西方人的医出版物。
其实，17世纪的欧洲医术。还远远比不上中医先进。但是。自然科的兴起，同样也开始使得欧洲的医，在解剖、医统计等等领域，形成了优势。而逻辑、数方法。应用在医研究上。让西医打下了严谨化、标准化的基础。
简单说。此时的中医底子厚。但是靠着自身的理滦究，发展已经很迟缓、乏力。只有走和自然科融合，吸取更多养分。从能从老树上焕发新枝。在于吸取自然科研究成功方面，西方的医已经走在东方的前面。
天津此时早就翻译了西方的《人体结构》、《医统计方法》等等著作，这些格迥然有异中国医的观点，在天津的医界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《人体结构》的理论，这可不是解剖一两具尸体就能完成，而是要解剖成百上千的尸体啊。西方的解剖，最开始是靠偷窃尸体，后来是军队提供战场敌人的死尸，顶着重重压力，发展了大约三百多年，到了16~17世纪，解剖已经非常先进了。
中国也存在解剖，但是主要是破案验尸，根据尸体的特征，调查死因，但是并没有侧重与医理滦究。所以，中国的解剖，相对于西方是落后不少。
《医统计方法》这部西方书籍的意义，主要是用统计的方法，更精确的研究病因、病例。这种做法，使得医研究更加量化。增加了确诊概率和治愈概率。比如，一门医，西方医生能给出统计治愈率35.7%，而中医就不能给出具体的确诊率、治愈率的数据。一方面，中医不讲究具体，不讲究详尽统计。本质上，中医在数上，就有巨大的缺陷。因为，没有养成用详尽数据去总结分析的好习惯，使得中医自我优化的能力，也显得偏弱。
在天津的医界，《人体结构》很多的中医们感觉难以接受，并不是这门理论的谬误之处，主要是道德上的问题，这年代的医生，还难以接受解剖人体，哪怕是解剖尸体，也是道德所不能容忍的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思想开阔的医生，非常赞赏解剖，提出将这种术，融入中华医系统中。
而《医统计方法》用数统计，来研究医，本质上也是肖图白一再提倡的。
这个年代中华化，包括医方面，有着巨大的优越性，所以也是具备“海纳百川”的气度。在认为“蛮夷的术虽然粗鄙，但也有可取之处”的前提下，以中医为本，但是消化吸收外来的理论。
除了吸收西方此时已经有了医理论之外，对于前沿的“微生物”、“细菌”等等方面的研究，特区也处于领先地位。
这要得益于显微镜的引进。
显微镜这种17世纪刚刚发明没多久的光仪器，天津已经完成了从引进到仿制，当然，还是需要进口无色透明的玻璃。
由于能自产显微镜，所以这种工具在天津已经很普及。医院、校等等场合，提供了2000多具显微镜，供其研究。
研究的成果虽仅限于，证明了水里面、粪便中，以及自然界中，无处不在的微生物。这些微生物，可能是导致瘟疫等等传染病的主要原因，逐渐也开始被认知。
而为了令特区的普通百姓特见识水中的微生物，特区的医院组织了宣传科普活动，带着显微镜走村串乡，让许多百姓亲自用显微镜去看水里面的微生物。
于是，很多的百姓纷纷震惊说道：“原来，佛祖说的一杯水中，八万四千虫，是真有其事啊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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