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史之乱中的河北前事（1/3）
方励之：康熙“盛世”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
——与席泽宗教授的电话谈
作者：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方励之文章来源：争鸣杂志
(方励之)：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，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。
(席泽宗)：对。
：那就是说，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(欧州)。
：对。
：有什麽证据？
：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。西方在培根(rancisacon，1561-1621)倡导“观察和实验”的科学方法论之后，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。明末的中国，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。徐光启(1562-1633)就是一个代表，他的主张：“深伦理，明著教，精择人，审造器，随时测验，追合于天”。可比培根。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，如朱戴(土)育的《律学新说》，程大位的《算法统宗》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，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，等等。
：培根之后，西方的科学，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。你是不是认为，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，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??
：是可能。实际上，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，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。当时的一个困难是，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(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)，限制了交流。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，不是决定性的。
：我记得，明末学者方以智，字密之在“物理小识”中已经谈到伽利略。可见，尽管有文字壁垒，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。
：是。方以智在“物理小识”引用了《尚书纬.考灵曜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地恒动不止，而人不知，譬如人于舟中，闭窗而坐，舟行而人不觉也。”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(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)的论证。不过，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，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。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，反对传教士的科学。但是，只要秉持“随时测验，追合于天”的方法，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。其实，在十七世纪欧洲，也有大量学者(并非都是神学家)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。伽利略写《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》，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。所以，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，同康熙的“窒塞民智”不一样。
：如此说来，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，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“世界接轨”了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：明王朝能容忍“科学接轨”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。一般说，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，但容不得自由交流，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。你说的康熙，就是一例。在清帝中，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。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。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。你说他是“窒塞民智”，何以为据？
：康熙“窒塞民智”一说，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，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。确实，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。不过，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，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，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。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。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，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。而据传教士张诚(..erbillon)的日记，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。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，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，从没有汉人和蒙人。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，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，相反是为了“窒塞”中西交流。
：据我所知，就在康熙年代，伦敦有了皇家学会，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，柏林也有了科学院。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。
：是。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。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“格物穷理院”(cadmie?desciences)和“天文宫”(bservatoiredearis)。
：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。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，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？
：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《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》。不过，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。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“格物穷理院”，没有发表论文。他建“格物穷理院”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，培养人才。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“御制”，遏制科学研究精神。在清初，还有“南王(锡阐)北薛(凤祚)”等精通数学，天文的非“御制”人材。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。后来，就彻底没有了。
：没有人材。似乎也没有“审造器”。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。就会发现，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。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？
：当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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